2018年11月9日下午16时，研讨会的第三单元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秦序研究员主持，来自上海东方广播电台的孙克仁先生、温州大学的陈其射教授、中国音乐学院的刘勇教授依次发言，中国音乐学院杜亚雄教授提交《六吕名称及其排列的意义》一文。

主讲人：杜亚雄 孙克仁 陈其射 刘勇

主持人：秦序

　　杜亚雄教授所提交的《六吕名称及其排列的意义》一文，根据《国语·周语下》中“州鸠论乐”的记载，考证了十二律中六吕名称的意义，指出六吕中“三吕”和“三钟”互为大三度音程的排列形式和曾侯乙墓出土编钟的排列形式相似，这说明在2400多年前，先民可能已有“律位”的概念，而且已经认识到“十二音律网”，并建立了相应的乐理体系。

　　孙克仁先生的发言题目是《清商三调由来》。关于清商三调的由来说法不一，孙克仁先生认为其原因在于没能察觉“清商三调”作为一个音乐创作载体的存在，形态并非凝固如一，而是包含了从形成到被改造的过程。此次他的发言围绕“相和清商三调”“荀氏清商三调”因果，“陈氏清商三调”构建，清、平瑟调落位与“相和大曲”旋宫曲式，清商三调的基因，战国时瑟的七声调弦，孔子斥郑声所指六个主题展开。孙克仁先生认为，清商三调的构建是具有内涵界定的创作平台，基础在于雅乐音阶上与之天然共生的新乐、俗乐七声音阶。考虑到周代祭祀音乐九变六舞仅取五声、四声音阶的状况，先秦时雅、新、俗七声音阶最早很可能被运用于“房中乐”性质的琴瑟合奏。到了汉代，由于刘邦的市井出身和喜爱民歌的影响，使得汉武帝设立“乐府”，创立“夜诵”的演唱形式，而民谣歌唱中涉及各地民歌不同的音阶声效的呈示，随着乐器的加入，出于旋宫便捷的需要，终于磨合成了“清商三调”也即“相和清商三调”的最初构建。

 　　陈其射教授发表《音律作用的三个世界》，他针对学界部分学者所持“律学无用论”及对乐律学质疑的情况，从音律的作用世界——天籁、人籁、地籁三个层面进行阐述，揭示了三者之间的差异与联系，进一步明确了乐律学对于中国音乐史学、音乐考古学、民族音乐学等研究领域的重要意义。音律是音乐的基底，它作用的天籁、地籁、人籁三个世界，既是音乐性质和层次的三重分类，也是音律作用的三种不同音乐表现样态。

　　陈其射教授指出，音律作用的天籁世界是泛音自然美的世界，它是宇宙永恒的自然秩序，它使音乐内蕴了简单性、和谐性、共振性、审美性特质。天籁世界又称为自然世界，自然世界即是宇宙的和谐秩序，也是音乐永恒的和谐基底。对于地籁世界，陈其射教授又将其称为异域世界，音乐作用的地籁世界是独特的异域美的世界，在自然律素构成的大块地域的音律形态中，使中西音乐从基底上有了分野：在各地方小块地域的特性音高形态中，形成了五光十色的音律样态，它是世界音乐形成色彩斑斓的根本。陈其射教授又进一步总结到，音律作用的异域世界是独特的民族音律的审美世界，即是中西两大乐系在基底上的分野，也是对民族音乐的揭示。而人籁世界与前二者不同，音律作用的人籁世界是数理人工美的世界，是音高体系及其乐音运动的人工数理规范。它既表现了音律的绝对精确与相对自由，数理结构与审美功能的绝对统一，也体现了无数人为音律基底功能在优秀音乐作品的作用。陈其射教授以天籁、地籁、人籁三方面的音律作用，对“律学无用论”的想法和言论予以回答。

　　刘勇教授的发言题目是《梁武帝到底意欲为何？》。从音乐史研究的角度来看，梁武帝与音乐有关的事情就是制作了四通十二笛，这在《乐社大义》《隋书·音乐志》《通典》中均有详细介绍。对于梁武帝的这一创造，杨荫浏先生在《中国音乐史纲》中总结了三点：一、梁武帝所制四通依据三分损益法。二、梁武帝只制作了黄钟一支律管，“他用黄钟定弦，从弦上得十二律之音”。三、以弦音为依据在笛上开孔。“在笛上开孔时，即以弦上的声音为依据。”刘勇教授认为，梁武帝四通的设计，在制笛技术上并没有取得任何进步，虽然可以作为律准使用，但从其十二笛排列情况看，更明显的目的在于符合一年中的四个季度，这依然反映出中国古代“随月用律”的律学观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