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讲人：王安潮 漆明镜 桑坤 

主持人：刘勇

　　10月10日上午9时许，第十三届东亚乐律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进入第二日的会议议程，由中国音乐学院刘勇教授主持，中国音乐学院在站博士后桑坤、釜山大学孙秀麟依次发言，西安音乐学院王安潮教授、广西艺术学院漆明镜副教授以及来自韩国釜山大学的沈智宇、金明玉提交主题论文。

第四单元

　　王安潮教授《唐天宝十三载“改诸乐名”中的中西乐调融合》一文以《唐会要》所载天宝十三载“改诸乐名”中的乐调分析为据，从历史线索疏证和音乐本体分析两个视角，对其中的中西融合问题进行考辨，并对佛教文化及其音乐的历史价值给予评价。

　　魏氏乐谱是明末海商魏之琰（1617-1689）将明代诗词乐传至日本后，由其四世孙魏皓（1728-1774）对外传授的乐谱。该谱共辑录244首乐曲，每首乐曲均详实记录了附有日文假名注音的中文歌词、工尺谱字以及器乐演奏记号，是研究明代诗词音乐的珍贵史料。纵观国内外对该乐谱的研究，在寻声问源方面尚属薄弱。漆明镜副教授在其《魏氏乐谱曲源寻踪》一文中，对魏氏乐谱的曲调源流进行考证，对其海外传承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，具有填补研究空白的重要意义。

　　桑坤博士的发言题目是《崔遵度二十三徽“自然之节”新解》。崔遵度传世琴作《琴笺》一文，阐述了著者对徽位的看法，文中最先提及徽为“自然之节”的概念，即琴徽标记是源于泛音节点的自然现象，这一观点使世人对于琴徽的认识摆脱了过去附会玄谈的趣向，转为朴素的自然观察视角。崔氏此文亦被后世学者屡屡引用，成为北宋琴学理论的代表。与此同时，崔氏对二十三徽的认识亦引发了后世学人的不同讨论。如清人曹庭栋即对二十三徽的产生心存疑问；近代则以上海音乐学院陈应时教授（陈教授认为，崔遵度所言“二十三徽”是指一条弦内明徽、暗徽共有23个徽位）为代表。对于崔氏所述，桑坤博士列举三则材料进行解读，最终指出崔遵度所言“二十三徽”并非指一条弦内13个明徽和10个暗徽的集合，而是琴上七弦实际泛音音高的集合。但因他在表述中未区分八度、同度，而一并称为“度”；后又未明晰徽与音的说法，而总称“得二十三徽”。这些文字表述的不严谨导致后人在研究中产生混淆，但瑕不掩瑜，崔遵度对二十三徽的认识是中国古代从实践角度对徽位泛音的产生、规律与用法的较早解释和总结。

第五单元

主讲人：沈智宇 金明玉 孙秀麟

主持人：金宝姬

　　雅乐以“黄钟制定律管”，这一认识不仅成为中国古代制作律管的基准，更因律与历度量衡的密不可分而使制律成为重要国事之一。随着朝代更迭，这项工作亦不可避免地经历多样性的变化。中国北宋时期，宋太祖、宋仁宗、宋神宗、宋徽宗等多位皇帝曾先后六次修订音乐，其中心始终围绕律管的制定展开，这在北宋时期重要雅乐文献《皇佑新乐图记》中有详实记载。书中亦记录撰者胡媛、阮逸所制律管图样，对此律管所反映的音乐信息，后世学者及当今学者给予不同解释。釜山大学沈智宇在《对北宋<皇佑新乐图记>胡瑗，阮逸的律管图多重解释》一文中，对众多学人的多样性解释进行差异比较，进而从律管图所负载的政治意味入手，进行更深入的探究。

　　釜山大学博士候选人金明玉提交《伽倻琴散调接口调跟随变清而变的变奏方式研究》一文。变清是界面调中清的改变之意，在伽倻琴散调的4度位和5度位中经常出现，尤其在散调的晋阳中，5度位变清的使用比重极高。该文以伽倻琴散调的晋阳各派别（成锦鸢派、金柄琥派、金竹坡派）为研究对象，介绍各派中5度位变清的形态和使用情况及其对界面调演奏的影响，进而总结到：三个流派在晋阳最后一个乐章里均使用了最复杂形态的暂时性变清，作者认为，从持续性变清的作曲时期来看，暂时性变清先存在于伽倻琴散调中，之后才发展为持续性变清。在文章最后，作者进一步表示，未来将对4度位变清和多样长短的变清展开进一步研究，这将有助于对伽倻琴散调、界面调演奏方式的挖掘剖析。

　　釜山大学孙秀麟的发言题目是《关于俗乐7指的实际使用与否及缩小的可能性的小考》，围绕以“俗乐7指的实际使用与否”这一中心进行研究论述。俗乐7指理论最早出现在《乐学轨范》中，所谓“指”，即为“调”，亦可称为“宫”。俗乐7指依次为：1指夹钟姑洗、2指仲吕蕤宾、3指林钟、4指（横指）夷则南吕、5指（羽调）无射应钟、6指（八调）黄钟、7指（邈调）大吕太簇。孙博士以《乐学轨范》《梁琴新谱》《世宗实录》，以及尹勇振《琴谱》中的史料为依据进行对比，得出结论：俗乐7指在实际运用中从低音开始逐渐消失减少，在《梁琴新谱》年代只使用5个调，至19世纪某时期或只使用3指、6指两个调。